一桥飞架“中外”

——记北京新宇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安生博士

 记者 刘晓虹

王安生，男，汉族，中国致公党成员。1959年出生于辽宁鞍山，1975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务农。1977年，考入华东石油学院学习石油炼制专业。1982年1月，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油田研究院。1987年，王安生考入中国地质大学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1989年，王安生取得日本政府奖学金前往日本留学，并于1995年获得生物资源科学博士学位,主攻方向:\"功能性高分子材料的合成及应用\"。随后进入日本大阪的soft99工作。1997年，王安生回国创业，进入中关村创业园，并于当年成立了北京悟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任董事长；1998年，创建北京保时洁精细化工有限公司；2002年，创建北京新宇阳科技有限公司。

  如果不是保时洁这个让人联想的名字，如果不是“非典”时期王安生向小汤山医院捐献了一台自己公司出品的价值140万的医疗废弃物焚烧设备，我怀疑我根本找不到任何关于“王安生”的消息。我不禁怀疑，是仅仅因为低调，还是这个人根本没有什么值得一写之处？要知道，越是平凡的人越是难以下笔。我暗暗祈祷着不要让我碰见这样一个平凡乏味的人，让我不能起一个耸动的标题来吸引我的读者。
  还有比这个更糟的是，他是不接受采访的。一次一次在电话中的拒绝，让我几乎就要放弃了，可是却又在最后一刻，他改变了主意，现在想想，也许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是差了那么点缘分，或者是，多了那么点缘分。这个，没有道理可以讲的。
  采访是敲定了，然而，“我接受你的采访，这个，一个小时够了吧？”……

回国：最自然的事

  我以为这是一个最值得做文章的问题，我期待着他能说一个故事，或是什么豪言壮语，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淡淡地说：“对我来说，我是一直要回国的，这是最自然的事。”我几乎失去了继续问下去的勇气。面对着这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王安生，我有一种无助感，因为，没有新闻，没有故事……这不是作为一个传媒工作者所乐于看见的，然而我知道，这就是生活。
是啊，回国是最自然的事。当中国紧紧封闭着她的国门，关起门来建设共产主义的时候，王安生正是少年时代最是求知若渴的时候，然而他却只能在文化知识极度贫乏的情况下吸取极有限的知识。当中国打开国门的时候，作为后来人，谁也不能设身处地地了解那一代人的心情：原来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恶魔统治下的人们过着这样的生活。为什么二战后满目疮痍的日本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成为一个这样现代化的国家？为什么韩国、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已经在我们不知道的短短二十年里发展到现在程度？为什么美国……为什么欧洲……无数个为什么之后，剩下来的是沉沉的思索和默默的行动。王安生，就是这样一个把所有的激情和思索都化在默默的行动中的人，他从不表达，因为他相信干实事，出实效。
  王安生这样描述他的留学生活：“什么叫如饥似渴啊！我是连场电影也舍不得看的，要是有一天看了电影，那是一定要用别的时间补回来的。”王安生留学的日本国立鸟取大学建校于1949年，是一所相当有实力的综合性大学，尤其是在生物、化学、医学等方面，更是拥有世界一流的装备和学者。在国内的时候，王安生就常常困惑于很多书本上的知识不能够真的付诸试验，只能在理论上推想。来到日本，在这样世界一流的试验室里，王安生的许多想法才真正得到验证。那是很多个不眠不休的日子，那是很多个沉默的日子，那是很多个执着的日子，那也是很多个自自然然的日子。
  1995年，王安生在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后留在了日本，选择在大阪一家相当有实力的汽车美容产品公司——soft99——工作。这似乎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在一个不错的企业里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工作，在这里，可以将自己所学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可以得到相当的报酬，可以有比在国内舒服得多的生活，更何况，这份工作里面还有导师的一个人情在里面。然而，我们推测的“自然而然”并不是王安生的“自然”，王安生的“自然”是这样的：选择进soft99，这个其实一直在我的计划里面。学成了不立刻回国，因为我还要进入日本的企业看一看，了解一下日本的企业为什么这么发达，日本企业究竟是怎样管理的，这个绝对不是我可以在书本上，在学校里可以学习到的。因此，我在soft99的工作也是有计划的，先做两年的技术，搞研发，再做两年的管理，了解和学习日本企业的管理经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以后，我也就回国了。
  这，才是王安生的“自然”。
  在soft99，王安生在短短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开发了8种专利产品，并在进入公司仅仅半年之后就成为soft99中国公司的总经理，一切似乎都在按照王安生的理想和步骤进行着。然而，“一个外国人，尤其是一个被日本人瞧不起的外国人——中国人，要想做点事情实在太不容易了！”虽然王安生拼了命地工作着，并在最短的时间里取得骄人的成绩，但是，这始终不是一个真正属于中国人王安生的舞台，王安生不无伤感地感叹：“我说的话常常没有我手下的日本人说的话管用。”在这里，王安生得到的不是大展手脚，而是处处掣肘，于是，王安生决定提前回国。
  1997年，王安生回国，进入具有良好创业环境的中关村创业园。放弃在日本优越的生活，放弃日本知名企业高层管理的职务，放弃已经在日本相当成熟完善的生活圈，回国一切从零开始，在当时很多人看来，真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就算是“爱国”吧，也不免有些傻气。王安生从不向人剖白他内心中的那个“自然”，他只是坚实地一步一步地实践着自己的人生计划，而回国创业，只是“真正属于自己和属于自己国家的事业”的开始，一个艰难的开始。

跨海大桥：经营的理想模式

  关于自己的事业，王安生有一个相当明确的设想，他一直要建的，是一座跨海大桥，可以将国内外的技术、资金真正地结合起来，在最短的时间里实现国产化，从而创造出经济效益和知名企业、品牌。王安生和同在日本留学的同仁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苦恼，那就是自己手中的技术究竟应该怎样才能在中国国内发挥作用，他们缺少这样的渠道，很多人不得不把自己的技术卖给外国的企业。王安生意识到，必须有这样一个人，他对国外的技术可以做一个技术验证和把关的工作，同时又可以在国内的环境里组织资金、人才进行技术国产化的准备工作，只有有了这样一个桥梁，才能够最快地将那些国外的先进技术，尤其是中国留学生手中握有的技术引入国内，同时转化为经济效益。
王安生决定自己来做这个工作，建一座跨海大桥。
  1997年，王安生东拼西凑50万元注册成立了北京悟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创建这个公司，王安生首先要做的就是将自己手中掌握的技术迅速国产化，出产品，出效益。仅仅两个月，油田添加剂成功研制，悟能当年盈利100万。
然而，悟能一鸣惊人后很快陷入低谷，由于对国内环境的缺乏了解，悟能陷入了经济困境。1998年，王安生成立了北京保时洁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细化两个公司的主攻方向：悟能专攻固体垃圾处理，保时洁专攻精细化工和汽车美容。将自己多年的研究和技术融入其中，悟能和保时洁先后推出了自己的主打产品，并赢得了一定的市场。但是，由于受到资金和国内市场开拓的限制，悟能和保时洁都还只能算是在技术孵化的方面成功了。
  2002年，在艰难支撑了4年以后，王安生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与香港新宇实业集团合作成立新宇企业香港有限公司，借助新宇的资金实力，收购了悟能和保时洁，同时将公司总部迁往香港。有了雄厚的资金作保障，王安生很快购买了一家日本企业的电热膜技术，合作成立了新宇阳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电热膜。对于这个产品，王安生非常有信心，相信在三年内一定可以看到成果。可以说，新宇阳公司是王安生“大桥”理想中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有了更强大的资金支持，悟能和保时洁的发展也摆脱了原来的低迷状态。到2004年，保时洁在汽车美容领域取得了较大突破，先后向市场推出了汽车养护、清洗和添加剂三个系列共30余款产品，拥有相对稳定的市场，同时还在逐渐扩大中。2003年，悟能在医疗垃圾的焚烧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并在中国“非典”之战中产生了重要作用。2003年5月16日，王安生向刚刚落成的“非典”临时医院小汤山医院捐赠医疗废弃物焚烧设备一台，价值约140万元，一时成为各家媒体争相报道的一个亮点新闻。而实际上，对于王安生来说，也不过是他的“自然”之路上的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有时候说起来也可以是平平淡淡自自然然的。现在，已经先后有三个城市与悟能签订了城市医疗垃圾焚烧炉的合同，王安生相信，这项技术会很快推广开来。
  从1997年回国创业时的50万注册资金，到今天拥有几千万资产，三家子公司，在很多人看来，王安生可以说是成功的。但是，王安生对于成功的理解却远远不是这样的。王安生不无遗憾地说：“我现在有的还仅仅是一个跷跷板，离一座大桥的理想还很遥远。”无论是国外技术的引进，还是国内资金和其他资源的重组，王安生认为都还没有达到一个比较通畅和完备的程度，因此对于他来说，他今天所拥有的还仅仅是一个极不稳固的跷跷板。对于是否能够实现自己的“跨海大桥”的理想，王安生并不确定，但是他还是认为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并没有偏离自己的理想设计，只是这条路太多荆棘，太过漫长，或者本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代人的努力就可以完成的。
  事业越做越大，王安生的工作越来越多，担任的角色也越来越多，他觉得迫切地需要一些助手。王安生说过，“我是一个好董事长，但我不是一个好总经理。”既然已经有了完备和成熟的企业，就应该有成熟的管理人。王安生自认是一个“搞技术的”，适合干的还是技术孵化的工作，他希望有更多专业和成熟的管理人才进入企业。也正是这个原因，王安生认为国内民营企业的发展舞台还非常大，人才的需求量也还是很大。他不无开玩笑地说：“我这个年纪，已经不是创业的黄金年龄了，二十七八岁最适合了。”也许他想说，是新一代人来做些什么的时候了。
  王安生还在关注着日本方面的各个领域里的先进技术，尤其是材料方面，他还要将“大桥”继续建下去。

座右铭：经商也是做人
 
  王安生的“大桥”理想中有一个最成功的案例，那就是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就成为亚洲第二大电池材料生产基地的,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但它同时也是王安生最失败和给他伤害最深的一次合作。成功，指的是技术孵化上的成功；失败，则指的是商业运作上的失败。
  1998年，王安生开始和自己在日本的一个朋友联系合作事宜，并为了将他手中的技术国产化在国内做着准备。王安生先后前往内蒙、天津各地，建立熔炉，寻找投资。1998年底，试验成功，技术国产化的这一关过了。1999年底，中信国安投资8500万，注册5000万建立了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按照合同，投资方拥有65％的股份，而技术方则拥有35％的股份。可以说，事情进行到这一步都非常完美。盟固利发展得非常迅速，仅仅成立一个月后，就有香港公司表示要以2亿5千万收购。但是，由于是朋友之间的合作，王安生所拥有的只是和技术方平分股份的口头协议，并没有签订合同。公司成立和走上轨道之后，“桥梁”的作用不复存在，王安生没有得到任何回报，黯然退出。
  王安生伤感和痛心地说，“我所搭的桥，决不仅仅是在两方做一个联系人而已。在整个技术和资本嫁接的过程中，我付出了将近2年的时间、精力还有上百万的投入，可以说，这也是这一合作得以实现的至关重要的环节，而最后，我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没有占到自己应该占有的份额，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商业运作中最失败的案例。”王安生笑称自己是一个有些傻的“儒商”，到这个时候还是相信经商的“道”和做人的“道”是一样的，诚信、然诺始终是这中间最重要的。但是，盟固利给了他一个深刻的教训，那就是自己所谓的“商道”是要和现代观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合同、规章和法律的保护和“商道”是并不矛盾的。
  事情虽然给了王安生很大的打击，但是王安生还是相信，“踏踏实实地做实事，吃亏总是暂时的，相信上帝是公平的，在这件事上让你吃了亏，必定会在别的方面给你补偿。”没有人靠小聪明就可以永远得到回报的，只有实干才能取得大的成绩。所以一身疲惫的王安生还在辛苦努力地工作着。 

200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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